胡塞尔｜普遍哲学的理想及其内在解体过程

胡塞尔著，张庆熊译

选自《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如果说，受到那种崇高精神激发并享受幸福的那代新人现在没能继续坚持自己的进步，那只能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理想的普遍哲学和这种新方法的范围失去了热情的信仰。这正是实际所发生的情景。这种新方法被证明为只在实证科学中具有确定无疑的成果，而在形而上学方面，也就是说，在特定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方面则是另一个样子，尽管不乏具有希望的、看似能够成功的开端。普遍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哲学问题和事实科学不清楚地混合在一起)采取了诸系统哲学的形式。这种种系统哲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可惜它是不统一的，实际上是互相分离的。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人还相信理论将趋向统一，还相信通过一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能建立起一个经得起任何批评的理论大厦的话(正如在实证科学中的那种无可辩驳的，被所有的人都欣赏的那种情况)，那么这种信念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对自近代起就发起一场运动的、哲学的和方法的理想的这种信仰发生了动摇。造成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外部动因，即形而上学的一再失败和实证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获得巨大成功所形成的鲜明对照。这不仅影响到在实证科学的特殊领域中越来越成为非哲学的专门人才的科学家，而且还影响到在这些领域之外的人。即便在充满哲学精神、因而对最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中，也日益蔓延着失败的情绪，并且他们还出于一种非常深刻的、然而完全未被澄清的动机，越来越强烈地抗议这一久已被视为自明的、长期支配着哲学的理念的假定。为了弄清一百年来失败的真正原因，从休谟和康德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长时期内贯串着一场充满激情的斗争，为使这个世纪以来遭到失败的真正原因的自明性得到实现。当然，这只是一场在小范围内由出类拔萃之辈推进的斗争；而其余众人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惯用程式，以此来安慰自己及其读者。

由此必然导致整体思想发生一场特殊变化。哲学自身变得成问题了，并可以理解这首先表现在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上。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这蕴涵地涉及整个理性问题的可能性和意义。至于实证科学，初看起来它是完全可靠地屹立在那里。然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事实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因为在哲学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事实科学有其关系意义，有其作为真理对于存有者的纯粹领域而言的意义。在认识的理性规定什么是存有者的地方，难道理性和存有者能够分开吗？这一问题已经足够使以下说明得以明了，即总的历史过程具有一个非常奇特的、首先通过对深藏着的内在动机的描述而得以显现的格式：不是平稳发展的这种格式，不是保存下来的精神收获的持续增长的格式，或可以用偶然的历史状况加以解释的精神格式、概念、理论、体系格式的变换。一种被规定的普遍哲学及其方法的理想，造成了哲学的新时代和它的一切发展序列的开端，可以说，为它们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然而，这种普遍的哲学的理想却没有能够在实际上进一步发挥作用，相反地它遭遇到一场内部的瓦解。与那种进一步发展它和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它的企图相反，它激发出了一场革命性的、或多或少是根本性的重新铸造的过程。因此一种普遍的哲学的及其真正方法的真正理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切历史上的哲学运动的最内在的动力。但是这也意味着，一切现代科学在其作为哲学的分支而被奠定基础的意义方面，以及在它们继续在自身中承担这种意义的方面，正陷入特殊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接触到特殊科学在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功，但是却彻底动摇它们整个真理的意义。它不只关系到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的问题，即作为欧洲的人性的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一种科学或哲学的问题。因为如前所述，新哲学的奠基是近代欧洲人人性的奠基，并且这种人性奠基与以往中世纪和古代的不同之处正是表现在通过并只是通过这种新哲学来彻底地更新自己。因此，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Existenz)上。

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对理性信仰的崩溃，这可以被理解为类似古希腊人那里的可靠的知识(Episteme)与广泛流行的意见(Doxa)之间的对立。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为“存有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这也就是说，理性刻画了自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自在的真理”——这个词和其相关的词“存有者”——“真正的存有者”——之间的规范的关系。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menschliches Dasein)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

如果人失去了这些信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对自己真正存有(Sein)的信仰。人并不总是具有这种真正的存有的，并不通过“我在”的自明性就已经具有了这种真正的存有，人只有通过为真理而斗争，并以此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才有并能够有这种真正的存有。凡真正的存有都是理想的目标，认识的使命，理性的使命，它们是跟那种在广泛流行的意见中的、不加提问的、“轻易信以为真的”、想当然的存有相对立的。总的说来，每个人都认识到这种关系到真正的人性的差别，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作为目标、作为使命的真理并不陌生一样，尽管这只是在个别的和相对的意义上而言。但是，哲学超出这种日常意识：在哲学最初的奠基中，古代哲学就把追求关于一切存有者的普遍知识这一热情奔放的思想当作自己的任务。然而，哲学在试图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这一任务的素朴的明显性越来越暗淡下去了。关于这一点，在古代各种哲学体系的互相对立中已经可以感觉到。哲学的历史从其内部看，越来越具有一种为其生存而斗争的特征，这场斗争是在直接为完成这一任务而生存的哲学(即对理性抱着素朴信仰的哲学)与否定它的或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贬低它的怀疑论之间展开的。怀疑论一再坚持，日常经验到的世界即实际经验的世界的有效性，坚持在这一世界中不能发现理性和它的观念。理性与一切存有者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本质联系。直到这个在意识中日渐显露出来的世界问题、这个一切谜中之谜最终成为被实际加以探讨的课题之前，理性和它的存有者始终是不可思议的——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的世界以意义；反过来，世界通过理性而成为存有者的世界。

我们在此感兴趣的只限于近代哲学。把近代哲学描述为只是为了自我理解而进行斗争的人类历史现象中的一个片段是不够的，因为这一表达能够刻画整个历史现象。不如说，近代哲学由于它为自己提出新的普遍的任务，和它具有复兴古代哲学的意义，因而是一次哲学的重新奠基，它既是一种对过去的重复又是一种意义的全面创新。在这一期间，它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是开创一个新时代，它确信它的哲学的理想及其真正的方法是完全坚实可靠的，它也确信自己通过新开端时的激进主义已经克服了迄今为上存在的素朴性以及一切怀疑论。但是近代哲学的命运仍然是，在它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素朴性的缠绕下，在新的斗争推动下而获得自我揭露的漫长道路上，完全从头开始探索哲学的根本理想、哲学的真正课题、哲学的真正方法，从头开始去发现这个真正的世界之谜，并把它引上最终解决的轨道上去。

我们在这一发展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去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当我们思考这一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转回到我们现代人性的历史中去。我们只有通过说明那种人性的历史的统一的意义才能获得自我理解，并因而获得内在的支持。这种人性的历史的意义从来都是通过重新确立任务而产生的，它是推动哲学探索的原动力。